《孔子家语译注》前言

　　一

　　《孔子家语》，是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命运，与同类的《论语》真可谓有天壤之别。其命运可谓多舛，其身份甚至也屡遭质疑，清代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学者提到它，往往径以“伪书”视之。《家语》为伪书，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容不得任何人提出异议！如果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家语》的材料，我们的辨伪学家或文献学家就会“嗤之以鼻”。

　　《家语》命途之多舛，盖缘于其身世之扑朔迷离。然而，随着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此一扑朔之身世、多舛之命运，将得一揭秘之契机，其文献价值、思想意义，亦将随之凸显。因《家语》一书身世复杂，世人对之多感陌生，或受流俗之见，以为伪书不足观，故需详叙其原委，俾使该书之价值能重为世人所了解。

　　《孔子家语》，又称《孔氏家语》，简称《家语》，与《论语》一样，是研究孔子及早期365封号提现了没到账_365黑道老大免费观看第一季在线_日博365哪个是真的的重要资料。今本为十卷、四十四篇，全书共五万七千馀字，字数是《论语》的数倍之多。该书所记为孔子与门弟子、当时君卿大夫及时人问对言语，及有关孔子身世、家世、求学、为政、施教的记载，内容丰富，对于全面了解孔子思想及早期365封号提现了没到账_365黑道老大免费观看第一季在线_日博365哪个是真的，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有学者称其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绝非虚夸之词。

　　《家语》最早着录于《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之《论语》“十二家”之中：“《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亦着录于经部，列《论语》类，为二十一卷，并云：“《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旧唐书·经籍志》亦收在“甲部”即“经部”《论语》“三十六家”，着录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同。由此看来，自古学者皆将《家语》视为《论语》一类，《家语》与《论语》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

　　日本学者太宰纯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昔者左丘明取鲁国简牍记以为《春秋传》，又录其异闻，兼摭诸国遗事，以为外传，命之曰《国语》。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应该说，太宰纯的此一看法是深刻的。

　　《孔子家语》的成书和流传，因为“文献不足”，长期以来，学者们无从梳理清楚。不过，根据《家语后序》、王肃《序》的记载，再综合其他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

　　孔安国《家语后序》说：《家语》所记乃“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一说法是可靠的。也就是说，《家语》的材料，与《论语》是一样的，皆是弟子所记录。

　　众所周知，在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文化巨人之中，留下相关记载最丰富的还是要数孔子。即使我们不去认可孔子作《春秋》《易传》，仅仅《论语》一书的分量也要超出《老子》五千言两倍之多。更遑论留存在《孔子家语》《大戴礼记》《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和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之中的大量孔子遗说了。

　　人们也许会好奇，数量如此可观的孔子遗说资料，是如何被记录、流传下来的呢？其实，这主要得益于孔门的优良传统。孔子强调“述而不作”，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传授，故而孔门形成了一种重视历史、重视文献、同时注重记录的风气。孔子对于一些重要的观点、思想时常提醒弟子记录，而弟子对于老师的很多嘉言懿行，也往往有随时记录或事后补记的习惯。故而，我们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孔门弟子“退而记之”、“书诸绅”等类似记载。

　　甚至，在孔门之中，还有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措施，类似于王官中的史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官记史的传统发达。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行，应该是对古代史官记言记事传统的继承或仿效。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这一段记载，在《史记索隐》所引《家语》记为“二孺子俱执笔迭侍于夫子。”虽然这则材料尚属孤证，但我们可以猜测，孔门可能有让年轻的学生负责记录孔门事务的规矩，这有点像史官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所有这些，正是孔子遗说得以留存的前提所在。

　　比如《论语》，就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再如《孔子家语》，据孔安国所说，“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可见，孔子的这些“谈话记录”大都出自孔子弟子之手。

　　当然，孔子与各国君主、卿大夫的对话，也有可能由史官等记录下来，流传下来，然后为孔门后学整理进儒家典籍之中，成为孔子遗说的一部分。从文献的记载看，孔子遗说绝大部分应该都属于七十子及其后学所记，而且孔子弟子记录整理孔子遗言也有明确记载。

　　不过，《家语》与《论语》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便是在《论语》中大都是“语录”，往往缺乏言语、对话的具体背景，而在《家语》中，则往往“有头有尾”，故事记载较为完整，有似于“实录”。这恰恰印证了《家语后序》所谓“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的说法。

　　经过对《论语》与新出简帛文献的比勘后，笔者认为，《论语》是对孔子弟子所记原始笔记的基础上经过精心加工、润色而成，是精中选精的结果，故并非原始记录。之所以精选、编纂《论语》这样一部“语录”，孔门弟子后学们是有着特殊用意的。

　　古代《论语》基本上都是八寸亦即一尺之简，这绝不意味着《论语》的地位很低，而是别有原因，正如王充《论衡•正说篇》中所说：“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南朝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认为孔子弟子整理《论语》，目的在于“弟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则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从上述记述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弟子及后学编纂《论语》有着明显的编纂目的：即保存整理孔子遗言，以纪念老师孔子，并使之能最大范围内影响孔门后学并流传后世。

　　在编纂目的上，《孔子家语》与《论语》有同有异，故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其相同之处在于，二书的编纂皆是出于纪念、保存孔子遗说；不同处在于，精选出《论语》是作为便于流通，而汇编《家语》则是为了更好更完整地保存孔子遗说的丰富性和原始性。

　　那么，《家语》一书何以命名？蒙文通先生有这样一个说法，诸侯国史称《春秋》，大夫家史也称《春秋》。诸侯国史称《国语》，则大夫家史自可称为《家语》。《孔子家语》便是显例。《孔子家语》不仅着录于《汉书·艺文志》，而且还见称于《严氏春秋》，说明其确为先秦旧籍。就《孔子家语》一书的内容分析，显然是介于《晏子春秋》与《吕氏春秋》之间的作品。换句话说，也就是介于家史与诸子之间的作品。这一说法极具启发性。据此，“家语”二字是相对于“国语”而言，意指大夫家史。揆诸《家语》，该书包括孔子家世、生平事迹、思想言论、弟子小传、弟子言辞等，与所谓“大夫家史”正相吻合。

　　至于是谁主持编纂了《家语》一书，则事无明文。我们知道，《论语》的编纂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但应该有一个或几个主持之人。我们认为，曾子弟子、孔子裔孙、战国大儒子思最后主持编纂《论语》的可能性最大。

　　对于《家语》的编纂，也有学者推测出于子思，这是极有可能的。不过，子思对《家语》这一次编纂，恐怕也是初步汇编而已，其实谈不上“编纂”。这批材料在孔门中得以保存并流传。因为内容丰富，字数众多，传抄匪易，故而可以推想，《家语》流传的范围并不广。

　　二

　　据孔安国《序》所说，战国后期，荀子作为一代儒宗，留意于孔子遗说的保存，我们今日得见《孔子家语》，不能不归功于荀子！他在入秦时，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给秦昭王。这是《家语》在秦国流传的开始。后来因为与诸子同列，故而在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汉高祖克秦，这批“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的珍贵文献被其“悉敛得之”，这批文献遂为汉秘府所存。

　　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家语》散入民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抄本。汉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当时的京师士大夫纷纷献书，这批《孔子家语》文献也重被献上，但是“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最终“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

　　孔安国是孔子后裔，生活在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大师。其从兄孔臧曾在《与子琳书》中称赞其“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长操”，其孙孔衍在给皇帝奏言中赞美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

　　由于孔安国精通《尚书》学，为武帝时经学博士，四十岁时任谏大夫、博士，后迁任侍中、博士。天汉年间，景帝末年孔壁所出古文书全部被孔安国得到，他对之进行整理，尤其是对古文《论语》《孝经》《尚书》进行考论、训释、解读，并奉命写成《古文论语训》《孝经传》《尚书传》等着作，上奏朝廷，惜因巫蛊之事，立《古文尚书》等于学官一事被耽搁下来，竟不了了之。

　　安国出于对先祖孔子的尊敬，“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为保护这些面临散乱、泯灭的孔子遗说资料，他“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在“抄录”这批竹简之后，他做了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撰集”——“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完成了《家语》的编纂，《家语》基本定型。遂将这部记录孔子言行的重要典籍献于朝廷，希望能与《论语》一样立于学官，惜因各种因素没有实现。不过，汉代秘府中应保存有安国整理的《家语》。

　　在此情形下，《家语》只能在孔氏家族中以“家学”形式传承。安国之后，其孙孔衍希望朝廷“记录别见”未成，《家语》自然仍以家学传承。直到三国时期的孔猛之时，《孔子家语》“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才得以结束。

　　在《孔子家语》的流传史上，三国时期的经学大师王肃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王肃对于《家语》的贡献，就是为之作注。而王肃之所以有此机缘，据其《家语序》云：“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王肃发现，该书与自己所论“有若重规叠矩”，故十分重视，于是对之进行注解。

　　据《隋志》，“《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综观《家语》四十四篇，其中十二篇篇名有“解”字，如《大婚解》《儒行解》《七十二弟子解》等，为全书四分之一强。《家语》篇名带有“解”字，恐是出于王肃之手。《逸周书》各篇篇名基本有“解”字，《管子》也有多篇以“解”冠名者。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谓，《逸周书》所谓“解”，乃是“章”“篇”之义，非“解说”的意思。他还说：“《家语》中称‘解’者十篇，盖仍古书之旧目也，与此同例。”

　　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逸周书》各篇“解”字恐是孔晁作注时所加。对于《家语》各篇“解”字，在《家语》王肃序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线索。据王肃《家语序》：“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好事之君子。”这与《隋志》着录一致。不过在后来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标明《家语》为王肃“注”，而不是王肃“解”，以至于很多人对此有所误解。

　　王肃，字子雍，东海郡人（今山东省郯城县），生于会稽。十八岁时，跟随大儒宋忠学习扬雄《太玄》。魏文帝黄初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二年，其父王朗去世后，王肃嗣爵。次年，拜散骑常侍。后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正始元年（240年），王肃出为广平太守。不久因公事徵还，拜为议郎。很快迁升为侍中，太常，后徙河南尹。嘉平六年（254年），持节兼太常。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256年）去世，其门生缞绖者以百数。追赠卫将军，谥曰景侯。

　　王肃经学造诣极高，其易学、书学、诗学、三礼学、春秋学、孝经学、论语学，均有发明。王肃受家学影响，得到荆州学派的精神，且精通贾逵、马融之学，对当时盛极一时的郑学十分不满。

　　郑玄是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学徒相随有数百千人，名噪当时。《后汉书》本传载：“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范晔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甚至当时流传着“宁疑孔孟误，不言郑服非”的谚语。在这种背景下，王肃发起了对郑学的挑战。

　　王肃反对郑玄主要采取了几种方式。一是撰《圣证论》“以讥短玄”，一是撰《尚书驳议》《毛诗义驳》《毛诗问难》《毛诗奏事》以难郑，一是借注解《孔子家语》以驳斥郑玄。

　　王肃在《家语序》中自陈：“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积棘充焉，岂得不开而避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而予从猛得斯论，以明相与孔氏之无违也。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之解，以贻好事之君子。”

　　据统计，王肃着作有20多种，190多卷，这些着述奠定了其在汉魏之际的经学大师地位。王肃这些经典注解及王朗《易传》，在晋代列于学官，成为官学，盛行一时。然而，也正由于王肃与司马氏关系密切，加之他积极反郑，因而从宋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王肃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人们对王肃的评价变得极低，至清代皮锡瑞更是将王肃与刘歆并称为“经学之大蠧”。

　　王肃经注和着作除《孔子家语注》外大都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严可均《全三国文》分别辑有其佚文和奏疏。且不论王肃之学得失，但就《家语》一书而言，其功劳颇巨。王肃为《家语》注解凡1068条，具体内容涉及地方、人物、器物、典章礼制及字词释义。由于王肃作注解，《家语》一书得以公开传播于世，结束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命运。

　　此后，王肃所注《家语》在社会上长期流传，诸多着作引用《家语》，基本上承认其价值。如《南齐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都曾引用《家语》。《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也都引用《家语》，特别是司马贞的《索隐》更是大量引用《家语》以注《史记》。

　　王肃凭借其自身学术影响力和特殊地位，其经注立于学官，形成了所谓“王学”，与汉末以来盛极一时的郑学相颉颃。然而，作为郑玄传人，对王学自然非常敌视，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家语》的真伪。从宋代开始，疑古思潮盛行，《家语》伪书说逐渐定型。近代以降，古史辨派大扇疑古之风，《家语》便成了“赝中尤其赝者”。可见，《家语》从魏晋时期正式流传于世，所要经历的便是多舛的命运。

　　三

　　最早向王肃和《家语》发难的是服膺郑学的马昭。《孔子家语注》甫一行世，郑玄后学马昭就立刻攻击王肃增加了《家语》，给今本《家语》蒙上一层阴影：《礼记•乐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也。其词未闻”。

　　孔颖达疏曰：“案：《圣证论》引《尸子》及《孔子家语》难郑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郑云其辞未闻，失其义也。’今案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通典》卷九十一还引马昭曰：“《孔子家语》之言，固所未信。”

　　此后类似观点，颇不少见。其实，我们不用一一反驳，只消举个例子。在《家语注》中，王肃对《家语》的记载表示怀疑或勘正的共有19处。如《王言解》，原文为“千步为井，三井而埒”，王肃据前后文注曰：“此说里数，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误。”又如《六本》：“荣声期行乎郕之野”，王肃注：“声，宜为启。或曰荣益期也。”

　　在王肃所注解的其它书籍中，有与《家语》记载不同者，如《家语•郊问》记载孔子主张鲁惟一郊。而《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曰：“鲁之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而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家语》所记与王肃观点截然不同。又如庙制，《家语•庙制》曰：“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郑玄认为天子七庙，太祖庙一，文王、武王庙各一，亦即二祧，亲庙四，合而为七庙。

　　王肃在《圣证论》中，以为二祧者为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加上太祖及四亲庙为七庙。文王、武王之庙在七庙之外。按王肃说，则天子应有九庙。这显然与《家语》记载亦不一致。试问，如果王肃“伪造”或“增删”《家语》而专与郑玄作对，他为什么还要假造对自己论点不利之材料？他何不将《家语》中不利于自己的关键材料直接删除？

　　至唐，颜师古在为《汉志》作注时说：“非今所有《孔子家语》”。根据《隋志》记载，《家语》是“二十一卷”，这与《汉志》所载“二十七卷”本似乎明显不同，故颜师古判定“非今所有”。对此学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颜师古的这一说法恐为臆断之词，并无坚强证据佐证，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宋代，学界疑经思潮大兴，受此影响，《孔子家语》也成为反思讨论的对象。王柏《家语考》是第一篇全面考察《家语》源流、真伪的文章。他说：“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四十四篇之《孔子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及二戴《记》，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孔安国之名，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伪也。”他相信曾经有一部真的《家语》，不过该书的命运很惨：“《家语》之书，洙泗之嫡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

　　在宋代也有人对《家语》持肯定态度。如朱熹曾经以《家语》与《中庸》进行比较，朱熹曰：“《孔子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王肃所作。”又曰：“《孔子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

　　朱子后学黄震亦认为：“孔子之言，散见于经，不独《论语》也。他如《庄》《荀》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亦多传述。第记载不同，辞气顿异，往往各有所记者之口吻，几有毫厘千里之谬。至《家语》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太甚矣。去圣已远，何从质证？”

　　叶适也说：“《孔子家语》四十四篇，虽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孔子家语》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安国撰定。”再如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列出“成王冠颂”条予以考辨，认为《家语》用词较古，认为《家语》非伪。

　　四

　　王肃注本《家语》在宋代流传，大体有蜀大字本、监本和建本三个系统，然逮至蒙元，情况发生变化。宋本流传渐稀，而王广谋《新刊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三卷自元代中期却多次刊行。明初以降，宋本流传极稀，甚至学者以为此本世间无存，转将王广谋本视为今本。

　　但是，王广谋本乃“删削割裂”而成，明何孟春评论其“注庸陋荒昧，无所发明，何足与语于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复不满人意，可恨哉”！他指责“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他认为王广谋本“同事异辞，灭源存末，乱于人手，不啻在汉而已”。这个看法，与当时大儒王鏊“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的评价基本一致。

　　何孟春，字子元，号燕泉，湖北郴州（今属湖南）人。其人博究经史，学识闳深。他虽不满意于《句解》本，也未能获见王肃注《家语》，只能在王广谋基础上补注《家语》。毛晋评价说：“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贤于王陆二家也。”四库馆臣则云：“其考订补缀不为无功，而由未见肃注，故臆测亦所不免。……至近本所校补孟春阙误凡数百条，皆引据精确，则孟春是注之舛漏抑可知矣。”

　　不过何孟春对《家语》的看法，基本上算是持平之论。何氏认为《家语》一书，“《六经》外，《孝经》、《论语》后，幸存此书，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书肃谓其烦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杂而不纯。然实自夫子本旨，固当时书也，而吾何可忽焉而莫之重耶？”他认为“《论语》出圣门高弟记录，正实而切事者，……《论语》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以此书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馀之可信者哉？学者就其所见，而求其论于至当之地，斯善学者之益也。”

　　尽管在明代宋本《家语》十分罕见，但却并未绝迹。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两个版本的王肃注本《家语》，其一是黄鲁曾的覆宋本，一个是毛晋汲古阁刻本。

　　黄鲁曾，字得之，一字德之，号中南山人，明代藏书家。正德丙子（1516年）举人。黄鲁曾在其《孔子家语后序》中曰：“孔氏独多述作，自《鲁论》、《齐论》，言之又有《家语》，疑多鲤、汲所记，并门人先后杂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此书虽若言之广且曲，道则载焉。”

　　对于王肃注本《家语》，黄鲁曾非常重视。他说：“今考之《艺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肃所注。何乃至宋人梓传者止十卷？已亡其太半。如由混简错祑，则又不可分析。比之王广谋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注，则卷虽盈于前本，而文多不齐。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仅得十之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确实，黄鲁曾本多有脱略，尤其是《曲礼公西赤问》一篇脱略尤甚，且《曲礼子夏问》错简严重。不过，黄鲁曾本在民国时期被收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得以广泛流通，影响较大。

　　毛晋汲古阁本《家语》，得之偶然，确属幸事。他在《家语》跋语中说：“嗟乎！是书之亡久矣。一亡于胜国王氏，其病在割裂；一亡于包山陆氏，其病在倒颠。……忽丁卯秋，吴兴贾人持一编至，乃北宋板王肃注本子。大书深刻，与今本迥异，惜二卷十六叶已前，皆已蠹蚀，因复向先圣，焚香叩首，愿窥全豹。幸己卯春，从锡山酒家，复觏一函，冠冕岿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仅末二卷。余不觉合掌顿足，急倩能书者，一补其首，一补其尾，二册俨然双璧矣。纵未必夫子旧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肃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颠倒之纷纷，一旦而垂绅正笏于夫子庙堂之上矣。”因此，较之他版，汲古阁本堪称“全帙”“完璧”，但是实际上，汲古阁本的错讹之处依然甚夥。此本后收入《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在明代还有其他几种《家语》本子，比如陆治本、吴嘉谟本、陈际泰本、路一麟本、邹德溥本、周宗建本等，多非王肃注本系统，且缺漏甚巨，其价值与影响皆不及黄本及毛本。

　　有清一代，在朴学的风气之下，《家语》研究再次受到疑古思潮影响，《家语》伪书说得到巩固。孙志祖、范家相、姚际恒、崔述、皮锡瑞、王聘珍、丁晏及四库馆臣等学者在提及《家语》时，往往径直归为“伪书”，也有一些学者如钱馥、沈钦韩、刘熙载等则持“王肃增加说”。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是清代《家语》考证的三部最重要着作，前二者认定《家语》为伪，而陈士珂则与之相反。

　　陈诗在《孔子家语疏证序》中转引陈士珂的话：“夫事必两证而是非明，小颜既未见安国旧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予观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

　　“伪书说”无疑是清人对《家语》认识的主流，这一观点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不过，随着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人们对于古代典籍的成书与流传规律作了细致研究，突破了“疑古辨伪”思潮之局限，使《家语》“伪书说”渐渐受到怀疑，进而走向“破产”。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儒家者言》出土后，李学勤先生在1987年发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率先对《家语》伪书说提出反驳，提出《儒家者言》篇，“是一部和《论语》很有关系的儒家的着作”，与《家语》关系密切，“可称之竹简本《家语》”，是今本《家语》原型的观点。他还认为，《家语》的形成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陆续成书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从此开始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家语》的进程。

　　此后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胡平生、王承略、庞朴、廖名春、张固也等先生都曾撰文考证《家语》真伪，指出《家语》本文及序文的价值。杨朝明先生更是致力于《家语》研究，除了《孔子家语通解》之外，更有多篇专论，对《家语》成书、流传、可靠性、文献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宁镇疆、刘巍、邬可晶、宋立林皆有关于《家语》的专书，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对于深化《家语》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

　　《家语》不仅在中国产生影响，在日本也受到广泛重视。太宰纯云：“我日本博士家所传王注全本，今行于海内。”由此可见，在日本王肃注本并不似中国那样曾经一度稀缺。今所见较早的日本刻本有元和间（相当于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三年即1615-1623）的活字本。该本为“上官国材宅本”，大概即太宰纯所谓“日本博士家所传”本。此本后来在宽永十五年（1638）年由风月宗智刊行，是为宽永本。

　　清人叶德辉在《郋园读书记》中云：“今年春日本僧水野梅晓还国重来长沙，出此本见赠。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前序目后有‘上官国材宅刊’一行，末页有‘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二行。审其版式行格，似北宋时私宅本，风月宗智又翻雕耳，注文与太宰纯注本同。宽永戊寅，当中国前明崇祯十一年，逮今凡二百六十八年，犹是太宰注以前旧本，乃知太宰所云博士家本，非凿空之谈，且以见毛本虽出宋刻，难免臆改增删，不如海外所传，固是中原古本也，后得者珍之宝之。”

　　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对宽永本考证如下：“北图所藏《孔子家语》十卷，日本宽永十五年刻本，每半页九行十八字。魏王肃注篇目后刻‘上官国材宅刊’六字。卷末题：‘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行’二行。卷内有‘静安’‘王国维’等印记，又有静安先生跋云：‘此本不知何本，然佳处时出诸本之上。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余以此本校黄周贤本一卷，乃知敬老之言不诬。庚申冬十月朔夕，海宁王国维记。’”

　　此宽永本在有两个版本。一为五册本，内附有日文助读符号；一为二册本，无日文符号。二本皆有卷末题记：‘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行’。”后者增牌记，分三栏：左上分两行题“一照王氏旧于从宋本正”，中题书名“古本家语”，右题“京师书坊  风月堂”。于目录页后补刻题记一则：“《补注家语》成，已布海内，旧版乃属刍狗。夫泾以渭浊，不胥入奚激湜湜。于是，勾去须丁断尾，俨然始属华本。再据诸家，洮汰殽讹，微独徴夫湜湜，王氏之旧，亦复厥真云。壬戌仲冬，风月堂。”

　　可见此本是冈白驹补注刻成之后，又经校勘而成，且据笔者考察，前者错漏、讹误之处多，后者多已挖改或挖补。故加增牌记，自信已恢复宋本王注本本来面目也。《补注孔子家语》刻于1741年，为辛酉年。此壬戌则为次年，即1742年。故虽末页仍题宽永十五年，其实乃宽保二年版也。国家图书馆所藏王国维先生所校者，即为后者也。因此，我们不将后者重新命名，我们姑称前者为宽永本（一），此为宽永本（二）。

　　此后，在日本，对《家语》的注释，出现了多个重要版本。一为冈白驹（龙洲先生）《补注孔子家语》（宽保元年，1741），一为太宰纯（春台先生）的《増注孔子家语》（宽保二年，1742），一为冢田虎《冢注家语》（宽政四年，1792），另有千叶玄之（芸阁先生）《标笺孔子家语》（宽政元年，1789），是对太宰纯《增注》的“补阙举遗”。其中，尤以太宰纯的《増注孔子家语》流传最广。太宰纯本亦曾传入中夏。清末叶德辉《郋园读书记》云：“昔从都门得太宰纯增注本，前有元文元年《自序》。云据其国博士家所传王注全本，取校毛本注文简古，元文当中国乾隆初元，逮今百七十年，其云博士家必有依据。”

　　太宰纯、冈白驹、冢田虎对于《家语》皆不从中夏学者之伪书说。太宰纯将《家语》与《论语》相提并论，“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

　　又云：“《家语》虽曰舛驳，实七十子所记孔氏遗文也。《论语》虽曰雅训，有得《家语》而后其义始明者焉。礼乐之坏崩也，得《家语》亦可以修补其十一矣。《家语》宁可废乎？……若《家语》，则门人各随记其所闻而未经修正者已，其实孔氏遗文无疑焉，尤不可废也。纯愚信仲尼，是以信《家语》如《论语》。”冈白驹补注《家语》，其于序中云：“六经之外，幸存此书。在善学者，则实古学饩羊也。”则其珍视《家语》，亦不待言！

　　冢田虎于宽政四年撰成《冢注家语》，于太宰纯、冈白驹增补之外，又加修正，树立新解。其序文虽寥寥两千字，然对于《家语》之源流，叙之原原本本，对于《家语》伪书说，驳之有理有据。（详本书附录）

　　近年来，国内学者日渐措意于此书。虽仍有持伪书说者，然更多学者则以平实之态度，对本书展开研究，博士硕士以此为学位论文选题者，亦不鲜见矣。《家语》研究之专着，近年出版不下十部，相关译注、普及本亦如雨后春笋，则《家语》幸得重见天日，是书之幸与？抑吾人之幸与？

　　六

　　余十数年来，随杨师朝明先生研习365封号提现了没到账_365黑道老大免费观看第一季在线_日博365哪个是真的，多属意于是书。故尝于十数年前，与杨师合作主编《孔子家语通解》，多年来风行海内，且以多种外语翻译，布诸海外。而林亦以《孔子家语探微》之名出版拙作一部。近年来，发愿整理《家语》，以《家语》文献点校，《家语》今注今译，《家语》汇校集注三者为目标，以求于此学有所推进，于学者研究提供便利，于普通读者之典籍阅读亦有所襄助。

　　惜乎，兴趣庞杂，俗务繁多，故延宕多年。于去岁始成《孔子家语》太宰纯增注本之校点，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庚子新春，新冠疫情肆虐，为之禁足者阅两月有余。期间除看护幼女，未尝有任何干扰，不佞得以静心注译此书，日日为之，竟得竣事，文债得偿，亦为快事！惟念我同胞罹此大难，不禁既愤且悲已矣！

　　本译注以太宰纯增注本为底本，校以黄鲁曾本、宽永本、冈白驹本、四库本、同文本诸本，并参校杂取《左传》《礼记》《大戴礼记》《荀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新序》《说苑》《淮南子》诸书，兼录学者《家语》考辨研究成果，凡引用者皆注明之。

　　译注吸取古今诸家之说，尤其是征引太宰纯《增注》、冈白驹《补注》、千叶玄之《标笺》之注，及郑玄、孔颖达、王聘珍之大小戴《礼记》等诸家注疏之说，并参酌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张涛《孔子家语译注》，王德明《孔子家语译注》，薛安勤、靳明春《孔子家语今注今译》，王国轩、王秀梅全本全注全译本《孔子家语》等《家语》新译本，及王文锦《礼记译解》，李涤生《荀子集解》，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黄怀信《大戴礼记译注》，王天海、杨秀岚译注《说苑》等相关典籍之现代学者的相关译注本。我们的做法是，注释部分，以征引会通古注为主，断以己意；然后参照诸家意见，予以修正完善。

　　译文部分，因古籍文言，与今语不能一一对应，故多有须仔细揣摩文意，不能直译者也。曩者严又陵指示译书之“信达雅”三原则，虽以中西迻译而言，移之以论古籍今译，亦当为理想之境，吾人务此者所应悬以为鹄的，当奋力追慕者也。然又谈何容易耶？虽勉力为之，距此鹄的亦不可道里计，可断言也。故今注今译，多有费力不讨好之嫌，亦势所必然也。

　　不佞学力有所未逮，而汲汲于古书之译注，亦将见笑于大方之家。虽然，读者于是书之困惑，有待译注以解释之，而余之读此书经年，困惑必多有同于读者诸君者也。以是，解我之惑，即解人之惑。以解惑为首要目的，则董理译注此书，亦有所针对也。

　　故不佞之注释、今译，于此多有用心，自信于《家语》之解读，必有所晋；于读者阅览，必有所助。以之与《通解》相较，俨然新注，非复旧貌矣。然才学固陋，其错讹舛误在所难免。其惑亦有至今不得解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非对错，皆待学者甄别考辨，故是书之误，亦烦读者诸君，多有教正之，俾能更补缺漏，纠弹谬误，以臻完善！

　　书稿完成后，曾嘱友生丁新宇君校读一过，为纠误补漏甚夥，弟子李文文协助删繁去赘，谨致谢忱！

　　宋立林   

　　2020年4月8日庚子三月十六于曲阜慢庐

　　宋立林，教授，硕士生导师，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2017—2021），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兼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敦和基金会经学资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孔子学会秘书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