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之交响与变奏。他们分别引领的儒道两派，已各领风骚数千年，显然，其影响还将持续下去，这一点不会有人反对，但是历史上“孔老”一词非常流行，而“老孔”却非常少见，如方勇先生在《六论新子学》中论述的那样，这就造成了现有哲学史、思想史叙事中“孔先老后”“孔主老辅”的格局，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汉书·艺文志》将儒家设定为百家之首，与后世孔子成为“素王”、成为“万世师表”，而老子隐居后台的历史事实有很大关系。这使得老子被长期边缘化，在诸子百家中的独特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思想价值一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在方勇先生看来，既然历史上曾经有过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载，既然《老子》是最早的“私家着述”，既然老子思想在玄学构建、道教创设、佛教引入、理学形成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既然老子思想的开放性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那么，就应该重审孔子和老子的影响力，将两者一视同仁，甚至在“新子学”的建设中改“孔老”为“老孔”。为此，方勇先生呼吁改变《汉书·艺文志》以来的思想格局，重现老子在诸子学发展历程中的开端地位。在笔者看来，方勇先生的提议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绝对化。汉以后，“孔先老后”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先秦时期，孔子和老子也各有擅长，难分伯仲，“孔老”和“老孔”是可以并存的。

　　一

　　如何客观审视中国思想史上这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如何客观评价老子与孔子对于今人而言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有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贯彻到其哲学史写作中，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本书中，他把老子放在了孔子之前，依据的就是孔子曾拜见老子的记载，并推测老子大孔子二十岁左右。胡适初版此书是1919年，那时虽然民国已经建立，但是孔子及其儒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仍然如日中天，胡适以老先孔后排序，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如蔡元培在《序》中说的那样，胡适对于诸子具有“平等的眼光”，“对于老子以后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因此胡适的写法，对于打破经学至上、儒家独尊，将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后来冯友兰等人重写哲学史的时候，又回到了孔子及其儒家在前，老子及其道家在后的格局，这并不是说冯友兰等人不具备平等的眼光，而是因为他们受到古史辨派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献展开了严格的审判，老子被视为战国时期神化出来的人物，而《老子》思想的抽象与深邃，则被认为只有在庄子等道家人物出现之后才有可能生成。古史辨派科学、理性的学术态度固然值得尊重。但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人智力可以把握的程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量出土的文献，证实了不少被古史辨派证伪的古书其实不伪或并非全伪，《老子》也是这样，郭店楚简《老子》的问世，证明了在战国中期有《老子》古本流行，这样的话，在战国前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老子》的原本或者雏形。目前出土文献中的《老子》古本发现了四种，那就是郭店楚简本、马王堆帛书甲乙本以及北大汉简本，尤其是北大汉简本已经有《老子》“上经”、“下经”的明确书名，说明《老子》很可能在汉代早期已被立为经典，《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篇，《淮南子》中有专门解释《老子》的《道应》篇，《史记》记载汉代初年实际执掌朝政的窦太后让皇室子弟学习《黄帝》《老子》，并以黄老之学治国，《史记》所载《论六家要旨》则把道家立为六家之首，认为至善至美，结合这些史实，说老子及其道家在先秦时期影响深远，地位绝对不亚于孔子，是没有问题的。

　　反观孔子及其儒家，虽然孔子死后，借助孔门弟子的同心协力，孔子很快就在各国暴得大名，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子曰”“夫子曰”“孔子曰”“仲尼曰”，但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真孔子言，其他很多应该都是假托圣人之名，被后人制造出来的。一般认为，比较可靠的孔子资料是《论语》，目前出土文献中也出现了多部古《论语》，那就是定州汉简本《论语》、朝鲜汉简本《论语》以及海昏侯汉简本《论语》，这些《论语》都出现于汉代，而先秦出土文献中虽然发现了大量与《论语》相关的文献，如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曰》，但却尚未见到一本先秦时代的《论语》，类似郭店楚简《老子》，可以与后世《老子》高度重合。当然，不出现不等于没有。从先秦出土文献的儒道比例来看，儒家文献远远多于道家文献，孔子之言远远多于老子之言，也证明儒家在先秦影响之大，但是仅从文献的数量来判断影响的强弱是有问题的，有些地位极高极重要的文献，未必大量出现于民间，例如《孙子兵法》等兵书、《鬼谷子》等阴谋家书，是极少数高层或特殊阶层才需要掌握的学识。《老子》也是这样，作为“君人南面之术”应该不会广泛流行于民间，现在出现四个古本，而且还有战国中期的，可见其影响之强烈和广泛了。

　　总之，先秦时期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地位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从民间流行的程度看，可能孔子及其儒家更多一些。从受执政者欢迎和重视的程度看，可能老子及其道家更多一些。

　　二

　　诚如方勇先生所言，孔子和老子都是对周文展开反思的人，即他们的思想都是对周王朝礼乐制度的治国有效性产生怀疑，进行深入思考与历史总结之后形成的结果。但是显然他们所处的位置、反思的角度、使用的方法、贡献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孔老”或者“老孔”的问题。

　　虽然司马迁告诉我们老子或许不止一个，其时间的跨度也长达两百年，但都是史官的身份，这个身份可以阅尽人间的存亡、了悟天道的规律，可以用客观的平静的眼光审视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周天子的言行举动，因此老子思想具有相当的高度，关切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状态。《老子》五千言，“天下”一词出现60次，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邦国和地区；“民”出现35次，却没有君子、士人、小人等社会身份的区别。就是说老子刻意消除了一切可能泄露时代信息的东西，如人物名、地名、时代名、文献名等等，为的就是建立一种超越时空的宇宙意识。可见老子思想是顶层设计，是站在周天子的位置上，为了指导、配合周天子居高临下的管理而设置的。因此，为什么老子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是“道”与“万物”二分，为什么老子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是以一统万，就容易明白了。

　　正因为老子关切的重心不是某个邦国、某个阶层、某类群体或个人，而是万物众生整体，所以他要寻求的就是可以造福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和政治体制。虽然老子提倡的那些理念，如守柔不争、谦卑处下、有容乃大、以德报怨，几乎都很难有当下的实效，而且往往与世俗的价值理念正好相反，但从长远来看，却能产生最为深远的效应。例如“无为”的观念，就是针对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有为”而来的。老子提倡通过统治者一方自身的节欲、清净、柔弱、不争、克制、谦让、不干涉、不强制，亦即“无为”，造就万物的“自然”，放开民众的手脚，激发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即便在今天，也可以说是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效的政治艺术最高境界。

　　不像老子以平视眼光观察周王室，属于低层贵族的孔子采取的是仰视角度，对周王室充满了向往和期待，他思考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君子，如何能够维护和完善礼乐制度。孔子更多联系实际，关注当下。试图对现实的人生、社会、政治做出具体的指导。所以孔子更像一位可亲可敬的心灵导师，他事无巨细地、不厌其烦地为你做出指点。《论语》字数是《老子》的三倍，其中提到“天下”为23次，“民”50次，使用频率明显低于《老子》。相反，人物名、地名、时代名、文献名大量出现，针对的人和事主要是周围的邦君、贵族、士君子、平民，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读《论语》，仿佛一位有血有肉的、充满热情的、既循循善诱又有些絮絮叨叨的长者在为你讲解人生的道理，什么是“礼”，什么是“仁”，他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例为你反复地做出解释，让你很快就能领会。在现实社会中，你只要遵循他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做太多的思索。

　　总之，孔子似乎更注重人生的现状，老子似乎更关心世界的本源；孔子似乎更注目形而下，老子似乎更注目形而上；孔子告诉你要做什么，老子告诉你不要做什么；孔子正话正说，老子正话反说；孔子更像一个布道者，老子更像一个旁观者；孔子更像一个建设者，老子更像一个批判者。老子要培养的是具有大智慧的卓越领导人，孔子要培养的是千千万万可以稳定社会秩序、成为道德楷模的士君子。因此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汉以后，中国社会既需要老子，也需要孔子，只强调“孔老”，有违史实，使老子的思想价值受到冷落，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反转为“老孔”，同样有矫枉过正之嫌。

　　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变，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早已转化成为中国人的生命智慧，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心理的各个层面，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儒道两家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互对待、形影不离。数千年来中国历史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饱经磨难而不中断，数千年来中国人之所以能够以一种既庄重又潇洒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与人生，正是儒道两家从思想上提供了主要的源泉和动力。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老子或孔子的影子，只不过有的人“老子”多一些，有的人“孔子”多一些。人的一生中，有时“老子”多一些，有时“孔子”多一些。而中国历史上的成功者，往往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自如的人。假如只有孔子而没有老子，或只有老子而没有孔子，中国文化失去的不是一半的光彩，而是全部的光彩，中国文化将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可以时而“孔老”时而“老孔”，凝聚组合成进退自如、富有弹性的人生取向。

　　（作者：曹峰，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