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众多名山胜水，形成了独特的山水文明。黄河长江流域源远流长，涵盖了诸多不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造就了惊世绝伦的文学艺术，呈现出纷繁多样的文明形态。“山水”并不仅仅指涉“风景”，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山水与天道、仁德、自然、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中国山水文明包含着对宇宙、生命、历史、道德的深刻认知。

　　中国山水文明的特质

　　首先，山水体现了道的特性，由山水可观天道。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水能滋养万物，不会因为相争和冲突而破坏自然的和谐有序。水处于卑微的位置，却彰显了上善、至德和圣人的无为而治，水之“道”有益于心性涵养和政治治理。水为天下至柔至弱之物，却能击穿石头等坚硬之物，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南朝宋画家宗炳表示，“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画山水序》）。山水以其形质之美更直接鲜明地呈现“道”，使仁者在静观山水之中因悟道而喜悦。这也印证了孔子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按照朱熹的解释，“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四书章句集注》）。事理像水一样变动不居，义理像山那样永恒不变。山水形成一种互补，将变化与恒常融为一体。通过在山水间游走、居住、体悟、静观，人们可参透天地之道、治世之道，成为智者或仁者，抑或兼容两者，既有智者的内在精神愉悦，又有行仁之寿。

　　《淮南子·原道训》也明确指出，“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山水的自然本性充分体现了“道”和“至德”。水大不可极，深不可测，润泽万物，入于无间；而高山仰止，为万民所瞻。山水最能彰显道的本性，是人悟道的直观对象。中国的山水文明展现了“配对”的思维方式，而非西方式的组合逻辑。“山水”融合了静止与流动、恒常与变化、透明与晦暗、密实和稀疏、整体与部分、阴阳、虚实、高低等两极的概念。人在山水里通过“回到源头”可取得新的兴发，汲取新的能量和源头上孕育般的活力，从而解除身心的对立，回到最好状态（朱利安《山水之间：生活与理性的未思》）。

　　第二，山水赋德、山水比德、山水兴德也是中国山水文明的特质。《诗经》中有大量描述山水的意象来传达道德教诲，山水赋德是通过展示山水的原貌来喻指人的德性。山水比德也是常见的传统用法，如《诗经·鲁颂·泮水》反复提到“思乐泮水”，在泮水中采菜，在泮水边上饮酒，表达对德政的歌颂。诗中还进一步由山水兴德，引申出君王要“敬明其德”“克明其德”“克广德心”，通过修明德性而兴邦安民。《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也以山比德，用南山北山各种草本植物起兴，赞颂具备诸种德性的贤人君子，称其“德音不已”。《诗经》的首篇《关雎》更是借助河流水鸟植物的比兴，歌咏“后妃之德”，“风天下而正夫妇”，使淑女配君子，而进贤思才（《毛诗序》）。君子从起先的“寤寐求之”“辗转反侧”逐渐转变为以琴瑟钟鼓之礼相迎，心性从自然的情爱冲动转向礼仪贤德，使性情和德性获得涵养。山水天地间美好的景、物、人和生生不息的劳作，可激发人不断完善自身，走向道德人生。

　　第三，山水文明关乎人应该如何生活。自然山水可当作怡人的风景，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历代存在众多山水诗、山水画，呈现山石、流水、鱼鸟、草木、风云等自然事物构成的景象和意境。诗画中描绘山水之间的各种变化和组合，体现对宇宙和人世的深层理解。在北宋画家郭熙看来，“山以水为血脉”，“水以山为面”。画山可体现为高远、深远和平远三远状，同样，人物也有高远者、深远者和平远者三貌（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人与山水的这种相遇，是内外交互的共鸣过程。自然山水使主观的个体与客观的世界相遇和联结，山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人既可在山水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又能田园牧歌式地生活，悠游自在地安顿人生。人与山水在精神层面的相遇，前提并非身心的分离，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断裂，或自然山水的人格化。此相遇过程最终使山水展现为对生命和最好生活方式的启示，使人在山水世界内部完成精神超越、让生命无限敞开。

　　山水的内化与精神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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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可居可游，但山水之游并非我们当今的“旅游观光”。山水可游首先是对心性的陶染，追求精神愉悦和德性完满的乐游。孔子曾发出“吾与点也”的喟叹：在早春三月，与诸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曾点志在自然山水中沐浴、吹风、歌咏，显示出超然、清远、乐道、指高的心性，“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孔子高度赞赏这种将日常山水化入精神世界的生活方式，在乐游山水中洞彻天道、开阔心志。

　　陶渊明同样在山水田园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其生性热爱山水，尘世中的各种事务是对人的羁绊，回归田园使人重新恢复了自然本性。正是在自然山水中，陶渊明体验到“心远”的超凡脱俗之感。“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在山水天地间，可使人的精神超脱现世的纷扰，洞察人世和政治的幽微，得到内在的宁静和睿见。

　　山水也具有宜居、宜学的性质。尽管人世充满劳作的艰辛，人类仍可诗意地栖居在天地山水之间。人在日常劳作之余，还能仰望天空、俯瞰大地，置身于山水之间体悟宇宙天道未显明的东西。作诗乃是领略未昭明的天理的一种方式，将人的生活引向原初的自然。王维描绘的“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渭川田家》）等，都展现了诗意栖居的美好意象。山水亦是人学习的对象，老子曰“道法自然”，庄子言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自然山水是人静观体道、领略“大美”的对象，人们也能在乐居山水中静心品读、游心于宇宙万物之自然。

　　山水可近可远，小桥流水人家便是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桃花源”式山水环境则是远离尘世的精神生活。像江南水乡就在我们生活世界的周遭，江南的山水、园林、村落，具有悠闲、自在、隐秀、幽微的特质，这样的山水文明更注重灵魂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构建。这种悠闲、隐逸的内敛特性，有益于个人和政治形成节制的精神，个体不会过于追求欲望的满足，政治不会走向过度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寻求帝国的辉煌。山水介于此世与超越性的彼世之间，乃是隐逸和世俗之地的分界处，可视为此世的超越之地（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

　　山水是历史的见证者，出没于山水之间的渔樵深谙历史之道。“青山青史谁千古，输与渔樵话未休”（刘大坤《新居口号》）。处于山水之间的渔樵，静观青山和青史，穿梭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通过永恒的山水来反思变动的历史和人世。渔樵如哲人般深入思考宇宙、政治、人世变迁和稳定之道，思考无常与有常、俗世与超越之间的关系（张文江《渔樵象释》）。渔樵“话未休”是对历史、政治的不懈探索和追问，因此，山水文明背后隐含着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深刻问题。渔樵隐逸于山水之间，又显露于大地，悠闲且深邃，阅尽历史沧桑、人间冷暖，具有内在的超越精神。

　　山水自然对现代生活的调适

　　长期浸润在山水之间的人，会将山水内化于人的自然本性。山水的内在精神没有具体形状，却显现于外形之中。人们通过观看山水的“形”而达其“神”，人的精神超脱于外物，便可领悟至高天理，“神超理得”（宗炳《画山水序》）。高山顶峰的光辉绚丽与幽谷的晦暗混沌形成一种张力，山水景象在两极之间的无限变化会给人带来无穷的兴发，不断催促人回到事物和生命的本源。人沉浸在山水天地间因观看到本源和秩序之美而产生精神的充盈和愉悦，从而超越单调乏味的世俗生活，重新获得勃勃生机的生命动力。山水之美、澄明、温润、秀丽、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等等都隐含着天道、人道，人与山水的一次次相遇促使人的精神不断敞开，最后窥见其超越性的层面。但此超越性处于可感的山水世界之中，并未使人转向彼世。水无根，山有根。人不能长久生活在水上，而要生活在大地上。静观山水、临摹山水，可让人获得生命的智慧，忘我而自足。

　　山水的滋养更容易使人形成和谐、内敛、温厚的心性，建立起稳定的精神秩序。山水文明强调天人合一，宇宙—城邦—个人的内在统一。山水文明更侧重从山水自然静观宇宙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力图调和社会与个人。山水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有益于个人失意的排遣，心智的抒发，生活的隐忍和激发。中国园林作为对真实山水的模仿，便是尝试将山水自然内化于人的精神，使之变成人的家园的一部分。园林中有各种岩石、草木、流水，曲直、明暗、虚实结合，构造精巧、风格独特，试图将远人山水的特质移植到人的身边，使“自然”与“技艺”（人为）融为一体。

　　自然山水能把人的精神视域重新打开，使人神游其间。在这个过度娱乐化的年代，山水自然可作为人精神失序一种调适。现代商业生活已将释放贪欲合理化，人的欲望的全面释放也改变了人的自然本性，甚至将反自然的快乐合法化，导致人过度追求不必要的乃至非法欲望的满足。人们可以不时重返自然山水，通过山水的滋养、浸润，使自己复原如初，从劳作的艰辛、各种物欲和人造的娱乐中解脱出来。在真实山水中不断陶染，人能恢复自然的苦乐感，形成良好的习性。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