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讲起梁漱溟先生的故事？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也不是因为他仅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教授；更不是因为他出身名门，父亲梁济为国殉道而惊动天下。 

　　是因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难得一见的“知行合一”的思想者，其尽忠于社会的愿力远超同辈；是因为他一生致力于回答“人活着为什么”和“中国向何处去”两个问题，并给出最恳切的答案；更是因为，他在与最高领袖冲突而被打入历史的“冷宫”时，却坚贞执着于“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士大夫精神。 

　　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具风骨的士人——梁漱溟先生。 

　　值此梁先生逝世3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梁漱溟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父亲为清朝举人。7岁时，梁漱溟进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之后又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因此，梁漱溟小时候接受的并非国学教育，而主要是西式教育。 

　　14岁那年，他与佛学结缘，关心众生疾苦。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人，年老力衰，仍然勉力前行，坐车的嫌他慢，催他快跑。老人一忙就跌倒在地上，血流出来，染红了胡子。梁漱溟后来写道，“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据说，此后他一生未曾坐过人力车。 

　　佛法似乎解决了一个少年对生命意义的第一次质问，也为他指出了一条不同凡俗的人生方向。梁漱溟在佛经和西方物理发现中互相印证，写出了他的成名作《究元决疑论》。作于22岁的这篇文章，勾画出了梁漱溟此后的人生路线——用自己的方法分析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有学问，我的学问就是有主见”。在当时，梁漱溟的主见是“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惟在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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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到他的文章后，不问他只是中学毕业，决定请他来大学教书。 

　　然而，在梁漱溟开始在北大教书的同一年，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梁济在60岁生日前投湖自尽，留下《敬告世人书》，“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醒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的为国殉道在当时是文化界的大事，有人叫他“梁疯子”，也有人给予高度评价。 

　　父亲的殉道在梁漱溟的人生演化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梁济死前在门口遇到梁漱溟，父子二人一如往常讨论了当天报纸上的时局。父亲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这番对话成为父子间的永诀，也为梁漱溟一生的行状埋下了伏笔。 

　　1920年代，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让北大校园风云汇聚。这里既有拖着长辫子的国粹派（如辜鸿铭），也有提倡中西合璧的学衡派（如吴宓），既有激进改革的新文化领袖（如胡适），也有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如李大钊），各路好汉笔作投枪、慷慨激辩。在空前的精神对垒中，梁漱溟选择了孔子——一个似乎已经过气的先贤。 

　　1921年，梁漱溟发表文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他认为，照搬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能观照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石。 

　　这一时期，梁漱溟把人生态度归为三类：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逐求”，以印度佛教为代表的“厌离”，和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郑重”。他认为“厌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郑重”是入世的最好态度。 

　　投身乡建

　　既已决定自己将选的人生方向，梁漱溟随之放弃校园，投身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梁漱溟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这个决定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认识。他希望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的关系转化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整个社会是由教育所主导的话，那么社会本来可以不必有革命。在邹平，他把整个县政府改为学校，乡学和村学起着教育和行政的作用。学校的老师和校董既是村里的领导人，又是学校的领导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乡建运动随之夭折，整个中国向西南一步步撤退。梁漱溟再次选择了非主流的方向：他去了“匪区”延安。 

　　“中国的甘地”

　　在延安，梁漱溟会见了毛泽东。他和毛泽东是同龄人，两人相谈甚欢。谈话进行了六次，有几次持续了整个晚上。 

　　毛泽东对战争的乐观态度让梁漱溟非常折服，他丝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欣赏，“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 

　　但是当他们谈到打败日本后如何建立新中国时，两人产生质的分歧。梁漱溟传的作者——美国的传记作者艾恺将这些谈话描述为“孔子和马克思在讨论着未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第二年，作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劝说他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他从上海返回南京，清晨下车见报，发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漱溟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梁漱溟对自己在抗战和内战时期的作为如此评价。 

　　他的行径被参与和谈的美国的马歇尔与司徒·雷登所知，他们尊其为“中国的甘地”。 

　　与毛决裂

　　1953年，梁漱溟由四川来到北京，毛泽东约他在中南海吃饭。坊间有传说，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提议大家都吃素，以迁就梁漱溟的习惯。刚坐下不久，毛泽东就问梁漱溟愿不愿意参加政府，没想到梁漱溟竟然拒绝了他。梁漱溟一直想要保持一个第三者的态度。他说，“我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预备着有一天让你们一块谈”。但是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他当时想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希望梁漱溟加入自己这边，心中从没有设想过“第三者”的位置。 

　　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学习苏联，走工业化的路线。在当年9月份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升得快，而乡村的农民却依然很苦，工人和农民有“九天和九地之差”。发言在当天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应，但几天后一次特地组织的批判会宣布了毛泽东和梁漱溟这对老朋友的彻底决裂。 

　　在《毛泽东选集》卷五中有一篇专门批判梁漱溟的文章，文章中这样写道，“蒋介石是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说梁漱溟“就是个杀人犯”。 

　　1953年，经历和最高领袖的冲突后，梁漱溟的人生进入了冷藏期。一直以“朋友相聚处”为家的他，几乎失掉了所有的朋友。 

　　匹夫不可夺志

　　1966年文革开始，得罪过毛泽东的梁漱溟当然在劫难逃。他被迫迁出祖居，和妻子蜗居在一个十五平方的小屋里，几次被红卫兵抄家。 

　　1973年，在批林批孔的政协学习会上，已经被打入冷宫20年的梁漱溟迫不得已做了“今天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的即席演讲。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再一次大规模批判。 

　　1973年12月，对他历时半年的批判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他的感想，他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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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憾然离世

　　1984年，梁漱溟91岁时，他写于冰封期的哲学着作《人心与人生》出版。他被再次请上舞台，加以追光。人们想知道他对30年前那段恩怨的说法。梁漱溟说，“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晚年的梁漱溟在公开场合坦言自己相信轮回，他相信一个人有前生，有今世，有来生。他说，我的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的和尚。 

　　1988年，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哲学家张岱年由此评论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他希望世人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有思想，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纵观梁先生一生，他从不自昧，绝不苟且，始终求索思想，而又知行合一。梁先生，他当得起“士大夫”这样的身份。 

　　百年士林今安在？世上再无梁先生。 

　　原标题：梁漱溟：最后一个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