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高俊夫

　　1942年1月10日，香港战事结束半个月，因主持《光明报》而抵港的梁漱溟，方才购得船票，与朋友四人乔装成工人、小贩，准备乘船逃回大陆。

　　行船全凭风力，颠簸辗转到澳门、台山城，又经陆路从开平到肇庆，终抵梧州。一路有敌方关卡，有空袭炮火，同行者皆慌乱不已，唯独梁漱溟安然无事。朋友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无其事！

　　1月26日抵达梧州，梁漱溟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信，记叙了香港脱险经历。论及为何能这样淡定自如，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皇皇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经历了生死劫难后，他在这封家书中陈述胸襟抱负，“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在书信中向子女吐露心迹，即便有张狂之语，亦无可厚非。但这封信被友人拿去发表在桂林《文化杂志》上，梁漱溟觉察到不妥，于是补作后记，希望读者不必介意。

　　梁漱溟一生以研究人生和社会为己任，不仅坐而立言，更起而行之。他在给学生田慕周的信中说，“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他曾想出家为僧，却终于深度入世。在国族前途晦暗不明之际，积极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在日寇侵华之际，奔走于各党派之间，斡旋调停，团结抗战；在政治运动扰乱社会秩序之时，他慷慨陈词，直抒胸臆。

　　2018年是梁漱溟辞世30周年，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收录了他与师友、家人之间的761封信函，书信的隐私性更能透露着者的心迹，这些书信里能窥见他的东西文化思想、人生哲学，以及社会改革之道。